陕西第一大案：龙治民夫妇3年连杀48人，声称不杀三种人，结果怎样？
‘杀人不是为了谋财，杀了就是杀了，开始时还会有点害怕，但后来几天不杀人，心里就像有根鸡毛在刺挠，非常不舒服，就继续找目标下手’——龙治民
龙治民是陕西商县杨峪河乡王墹（jian）村人，长得矮小，性格孤僻。由于游手好闲，日子过得很窘迫，1978年娶了因脑膜炎致残的闫淑霞。1983年到1985年，短短三年时间内，龙治民夫妇连杀48人，这起连环杀人事件也是陕西第一大案。
龙治民
两起失踪案
自1983年起，商县周边乡镇不断发生怪事，不少进城买东西或者外出务工的人员，一去不复返，就此神秘失踪。一时之间，各种传言纷飞。
1985年春节以来，又有几起失踪案，报警后也没有任何音信，其中有两位失踪人员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其一是上官坊乡的姜三合，他在1月11日从西安打工回来，同行的还有邻村的三人。一行四人在商县西关车站下车，这时候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声称有活干，一天给5块钱。
那时候一天五块的工资，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但由于刚在西安干完活，邻村的三人着急回家，只有姜三合一人跟着矮小男子走了。
然而姜三合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姜三合的哥哥姜银山，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答复。为了找到姜三合，姜银山多次请假，在商县不断寻找，几个月来，也没有任何收获。
其二就是刘湾乡的杜长英，1985年5月16日，杜长英和兄弟杜长年，去县城买东西。两人随后在劳务市场分开，然而杜长英就此神秘失踪。
杜长年为了寻找兄弟，多次去县城劳务市场附近打听，一次次无功而返，让他倍感着急。5月27日，杜长年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杜长英失踪前，曾说要去造纸厂将卖麦草的收据兑现。
于是杜长年赶紧来都商县造纸厂，找到了出纳侯义亭。这个出纳员侯义亭，和杜长年算是远方亲戚，彼此之间都认识。等到杜长年说明来意后，侯义亭想起一件怪事！就在几天前，有个男子拿着杜长英的收据兑现了1.85元。
当时侯义亭问他，杜长英怎么不自己来。男子答道，杜长英欠他钱，用收据顶账了。当时侯义亭也不知道杜长英失踪了，自然没有怀疑。
据侯义亭回忆，兑换收据的男子，身材矮小，四十岁左右，圆脸。侯义亭一说完，杜长年就想到，这人很像邻村的龙治民。
可是龙治民游手好闲，穷的都揭不开锅了，弟弟怎么会欠这种人钱，其中必有蹊跷。
到了第二天，5月28日，杜长年领着一帮人，找到龙治民，直接开口问道：我弟弟去哪了？
龙治民声称杜长英欠自己钱20元钱，拿收据顶账后，他也不知道杜长英去哪了。可是无论龙治民怎么狡辩，杜长年就要拉着他去公安局。
也是赶巧，上官坊乡找人的队伍，正好经过此地，认出了龙治民，就是当初招工干零活的男子。
双方不由分说，将龙治民扭送到了公安局。虽然龙治民承认他确实找了姜三合干活，可是干完活后，姜三合就走了，至于姜三合又去了哪？他也不清楚。而杜长英给了他收据后，也不知道去哪了。
龙治民为人矮小猥琐，民警也不相信眼前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来，就打算放了龙治民。可是失踪的两人，都和龙治民有牵连，这难道仅是巧合吗？
最终还是杜长年找了一位退休的副局长过问此事，民警才重视起来，决定将龙治民暂时关押，第二天去龙治民家查看一番再说。
龙治民家中臭味弥漫 老刑警出手破案
1985年5月29日，两位办案人员，一大早就来到王墹（jian）村，直接去了龙治民家中查看。当时龙治民的妻子闫淑霞在家，由于脑膜炎影响，闫淑霞智力低下，行动不便。
办案人员询问闫淑霞时，她说的话颠三倒四，完全没有重点。不过闫淑霞说道：我洗衣服，水红红的。
另外龙治民家房屋破败，一股不知从哪来的臭味，弥漫在房间、院子，甚至屋子附近都能闻到。也正因为此，村民们没人愿意来龙治民家，一是这人孤僻，二是屋子里太臭了。
还有办案人员发现，龙治民家中的土地面，有被铲过的痕迹，墙面上也有暗红色的斑点。总之龙治民家很可疑，但办案人员比较年轻，不敢轻易下结论，只好回到公安局，将情况报告给了队长王扣成。
下午的时候，王扣成亲自出马，多带了一些人手，来到龙治民家。王扣成是位老刑警，办案经验丰富。他在龙治民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尸臭。
于是他下令仔细搜查，最终在龙治民家东厢房一个地窖里，发现了两个男尸，其中一个正是杜长英。可是另外一个并不是姜三合，而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随后办案人员又在院子里的柴草后面，发现用化肥袋子装着的一个女性尸体。
那么姜三合会不会也遇害了，他的尸体又在哪呢？王扣成分析到，姜三合失踪四个月左右，也许尸体被埋藏在别处。无论如何，龙治民杀人一事，证据确凿。
王扣成下令封锁现场，并将情况上报。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人不寒而粟。
发现尸坑
1985年5月30日，大批办案人员来到王墹（jian）村。这时有村民提供情报，龙治民家门前曾有一个萝卜窖，后来被填平，种上了白菜。
办案人员当即开挖，没挖多深，发现铺着一层秸秆。民警清理干净周围后，将秸秆掀开，赫然发现八、九个尸体，交错排列在秸秆下面，摆放的十分整齐。
而且这只是第一层，根据目测，尸体下面还有一层，应该还是尸体。如此一来，这完全是一起特大杀人案。商县领导当机立断，封锁现场，要求停止挖掘，上报省厅。
此事引起极大轰动，当地军分区，派来荷枪实弹的连队，将现场看守住。副厅长则在第二天带队赶来，挖掘工作才得以继续。
最终挖出了三个尸坑，算上在龙治民家中发现的三具尸体，一共有48具尸体。该案被称为‘5.28’杀人案。48条人命，不但在陕西引起轰动，就连北京方面也下达指示，要求必须查出个水落石出。
3年连杀48人
一开始办案人员，怀疑龙治民有同伙，如此多的受害者，一个矮小的农民，怎么可能做到。可是经过对周边一千多个居民调查，全部排出了嫌疑。
另外龙治民对于杀人一事，供认不讳，他承认48人都是他杀的，帮手只有智力低下的妻子。那么龙治民的杀人动机是什么，用什么手段得逞，受害者都是什么人呢？
据龙治民交代，第一次杀人，是在1983年3月。他以雇人做工为由，将一名男子骗至家中。由于那时交通不便，干完活后只能在龙治民家留宿。
等到工人熟睡后，妻子闫淑霞负责照明，龙治民用榔头猛击工人头部，将其杀害。随后龙治民脱掉受害者衣服搜刮财物，然后将尸体埋掉。
就这样借口高价雇工、提供住宿等理由，龙治民在三年的时间内，连杀48人，其中男人31人，女人17人。
刚开始杀人时，龙治民是为了财物，可是随后他完全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了。因为龙治民的借口，只能招揽到没钱的人，他心里也清楚，有钱人不会上当。三年时间，龙治民通过杀人，总共获得570多元。
龙治民说道：杀人不是为了谋财，杀了就是杀了，开始时还会有点害怕，但后来几天不杀人，心里就像有根鸡毛在刺挠，非常不舒服，就继续找目标下手。可见其心理扭曲到何种程度。
另外龙治民还曾诱使多位受害者，和其妻子闫桂霞发生关系，来满足其变态的心理。受害者大多数是为了生计，来县城找活干的穷苦百姓，可没想到最终踏上了不归路。
龙治民声称到，有三种人他不会杀。第一是国家干部，第二是单位职工，第三是科技人员。龙治民说道，他杀的都是残疾的，无知呆傻之人。在龙治民看来，能够被他骗的人，都是该死的，没有活着的价值。
然而事实上，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壮劳动力，在熟睡中被龙治民杀害。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到杀人借口，龙治民才将受害者归为呆傻之列。
结尾语
尽管犯下滔天罪行，龙治民却丝毫没有悔意。当被判处死刑后，龙治民十分吃惊。当场就说道：我实在想不通。
对于一个杀人成瘾的恶魔来说，死刑只能是他唯一的结果。龙治民被处决后，人虽然死了，但留给人们的阴影，经久不散。至今老人们提起当年的往事，依然感到后怕。
83年严打是怎么回事？
1、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1983年起，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据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虽然后4个月开展了“严打”战役，发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总数仍达61万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社会治安情况开始明显好转。
2、方式：
“严打”自198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
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在此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为应对这个时期关押场所紧张，一方面进行突击性建设，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并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1 。
“严打”第一阶段，死刑24000人，打掉的基本都是群众身边的违法犯罪人员，社会反响最为强烈。公检法对所立案件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各地相继召开大规模宣判会，严重威胁当地治安的违法人员被严惩、注销城市户口，押送外地改造，一些首恶分子被枪毙 。
3、评价：
至今，关于“严打”的争论依然不断。理论界持“反对说”和“反思说”，司法实务界及少数学者认同“肯定说”。持“肯定说”的代表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表示：“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
4、意义：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它对于搞好社会治安，推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敌情观念和政治警惕性，加强党纪、政纪、军纪，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老炮儿上说的83年严打是什么？
指的是1983年政府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事件。
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
9月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
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在当时“偷一元钱判死刑”。“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几十年监禁的，还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关起来劳改的。
扩展资料：
据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
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虽然后4个月开展了“严打”战役，发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总数仍达61万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
社会治安情况开始明显好转，但因此而引起的争议事件众多，例如马燕秦案、迟志强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1983年全国严打事件
1983年二黄兄弟逃犯
1983年2月12日，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至9月18日，两名案犯被警方击毙。
王宗坊和王宗玮的父母，多年来在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当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坊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历史的和现今的许多事实证明，“二王”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并常常护短、溺爱，从小养成好懒馋滑恶习的王宗（王方），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在闹市里掏包行窃，开始了撬门砸锁的生涯。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政委、队长带着刑警和武警，分两批先后于1点25分和1点35分到达现场。
下午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
几分钟之后，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赶赴现场。
公安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人身亡。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人重伤。
现场，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随后在李作舟手里找到长方形的蓝色“通行证”一张，上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的名字。目击者证实此人正是凶手。
下午3点30分，另一个小个子的犯罪分子也被确认，他就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王方。
警方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阻截。但由于查证时间的浪费，贻误了宝贵的战机，30分钟前，“二王”已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2月13日午夜公安部在得到从辽宁省公安厅报告的“二王”案件的情况后，立即发出第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坊和王宗玮。
此时的“二王”已逃到了北京，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第四十七次列车。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作案后，急匆匆逃走，没有来得及找到失去的入厂通行证。通行证上，照片、姓名，一应俱全。想隐匿，也藏身不住了。
王宗坊和王宗玮脸色煞白，气喘吁吁，仓仓皇皇跑回家来。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王方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王宗玮心急如焚，无意回答：“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二王”的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
王家在香港、美国有亲属，常有海外书信来往。因此此次案发后王宗玮决定先到广州，然后偷渡出境。
2月15日晚9点钟左右，第四十七次列车驶入湖南省衡阳市以南40里的西里坪地区。由于正值春节，为了严防有人将鞭炮带到列车上，乘务员们开始检查旅客们的包裹。检查到22号车厢时，乘务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铁器，形状像手枪。他立即将乘警找来，同乘警共同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靠车窗坐着的一名大个子旅客起身应道：“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把枪证拿出来。”
大个子一面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一面招呼与他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
小个子从睡梦惊醒后一愣。在这紧张时刻，突然“砰”地一声枪响，大个子的右手在裤兜里勾动枪机，对着乘警射去，子弹射中乘警的耳朵。霎时车厢里一阵混乱，小个子趁机拿起被搜的手枪，两人握着枪，背靠背地站着，大声说：“谁动打死谁！”他们拎着提包边说边溜，到门口，急忙去开车门想跳车逃去。但是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无济于事。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令人遗憾的是，司机突然来了一个紧急刹车，火车缓缓停了下来。小个子立即砸碎车门玻璃，钻出窗口跳下车去，大个子也紧接着跳下火车。两人从路基滚下坡，爬起后，急急忙忙地向南奔去。这时天上开始下起小雨，雨幕遮没了两个人的踪迹。
第四十七次列车紧急停车15分钟，搜查中获得两人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一个大旅行包，包里有棉大衣、鞋袜等生活用品，大多印有沈阳生产的标记。更为有价值的是，在车厢拾到两枚手枪子弹壳和从破碎的车门玻璃上取得染血的玻璃片。公安部刑侦局对弹壳迅速进行技术检验，认定第四十七次列车上的两枚弹壳，与12日在沈阳军医院作案现场拾到的13枚弹壳，是从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对车门玻璃上留下的血迹进行血型等分析、化验，证明是罪犯王宗王方的血。这样，就证据确凿地掌握了“二王”南逃的踪迹。
公安部刑侦局的几位局长立即汇聚到值班室，并做出全力追捕的决定。午夜12点，值班室值班员紧急通知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控制“二王”活动地区，组织力量，在衡阳一带展开围捕工作。
2月16日凌晨，衡阳市公安局接到追捕“二王”的命令后，冒雨派兵布阵，在市区以外西里坪的几个通路方向设下两道哨卡，准备把罪犯截歼在郊外。
李瑞玲急忙大喊让丈夫帮忙，同时自己也追了过去。
张筱琴先听见母亲喊，眼见“二王”骑车要走，马上赶上前去双手死死地拽住货架，不让他们骑上车去。
凶狠的王宗王方“砰砰”向这个少女开枪！不过他的枪法失准：一颗子弹擦着张筱琴的耳边飞去；一颗子弹打在张筱琴的鞋牙子上。两响枪声，把张筱琴震倒在地上。
张业良一见女儿倒地，大吼一声向“二王”扑去。王宗玮对着张业良的胸口开了枪……
李瑞玲眼见鲜血从丈夫嘴里涌出，发疯般冲向“二王”，一把拽住王宗王方手里的黑提包，与王宗王方拼力争夺。她看见王宗玮举起手枪向她头部瞄准，她夺下提包，紧紧地搂在怀里，用右手护着头顶，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透她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击碎。李瑞玲倒在地上。“二王”趁机跳上自行车匆忙逃去。事后检查提包里边装着5颗手榴弹和36发手枪子弹。经过对验印号，都是王宗玮原在部队的弹药装备。
看到“二王”行凶夺车，正在附近的衡阳冶金机械厂工人刘重阳和值勤民兵符跃华连忙蹬起自行车，紧盯着同乘一辆车的“二王”追去。王宗玮坐在车货架上，持着枪，面对着追击者。刘重阳和符跃华警惕地尾随着。绕了几个弯子，符跃华被甩掉，刘重阳穷追不舍，一直追了三华里，追到东风影剧院附近，车轮已经挨近了两犯。这时，刘重阳憋住一口气，脚下加力，要超过“二王”，以便将他们的车撞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宗玮慌乱地向刘重阳开枪，刘重阳腰上受了伤，从车上跌落下来。随后王宗王方载着王宗玮拐进一个狭窄的胡同里。
衡阳市公安局在10点20分接到衡阳冶金机械厂报案的电话，公安局长带领侦查员、法医等20多人，在20分钟内就赶到现场。随后，省公安厅刑侦处长、衡阳市的领导同志赶了过来。他们一边勘察现场，一边组织追捕队，分五路追击“二王”。同时调动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全市一切水陆交通要道、路口设卡哨，清查市内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场地，欲将“二王”围歼于市内。
但可惜的是“二王”骑车钻进胡同并非是自寻绝路，里边竟然是一个开阔的储煤站。他们甩掉自行车，爬上30多米高的大陡坡，坡上就是铁路线。10点44分，有一次广州北行的列车从这里慢速通过，他们便扒车北逃了，狡猾的“二王”，怕在车上遭到堵截，所以当列车在茶山坳小站减速时，他们跳下了车。11点钟以后，茶山公社的社员们，遇到一高一矮的两个北方青年人，走进社员家讨水喝，矮个子右手扎着纱布，左手拎着黑提包。后经证实，他们就是“二王”，但随后他们就像蒸发了似的失去了踪迹。
1983年3月3日晚上7点多钟，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位实习女医生，到她工作的理疗室去取东西。她进屋刚要去拉灯，突然被一只男人的大手捂住了嘴。另一个男人打开灯，两个人一齐向她嘴里塞毛巾，其中一个问她：“是谁让你来的？”
女医生拼力挣扎，把小个子手上包扎的纱布扯掉，咬破他的手。于是两个人把女医生拖进里间的激光室，按倒在地上，其中一个掏出手枪，用枪柄狠狠地向女医生砸去。见女医生
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两个家伙匆匆忙忙地跑掉。几分钟之后，女医生挣扎着爬起来，到楼下向值班人员报告，值班人员立即向市公安局报案。公安局迅速派出侦查人员来到第四医院，勘查现场，发现二犯进入理疗室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两条毛毯，放在1号、2号两张床上，并铺上枕头。在室内八张床中，这两张床紧靠窗户，是有意选择易于逃脱的地点，清理现场时，在地上发现几层染血的纱布和血迹，拾到一块击碎的手枪护手胶木。
公安部追捕“二王”工作组得到消息，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已获得的指纹和血迹进行分析化验，确认指纹、血迹正是王宗王方的。
3月25日上午10点15分，李信岩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武汉黄孝河岸上的岱山桥头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他俩看见一个骑着辆旧自行车的男人，鬼鬼祟祟地从市区方向向检查站驶来。李信岩将红旗一挥，拦住自行车，并上前打量一下自行车，见车上没有牌照，他便问道：“牌子呢？”
“忘带了。”
“登记了吗？”
“登记了。”
“在哪登记的？”
“……在派出所……”
一句话，露了马脚，武汉市是交通中队登记自行车，这吞吞吐吐的回答显然是胡扯！他们把可疑人带到检查站小屋，在屋里的检查站站长王云对这可疑人进行审查。李信岩突然摸到一支手枪！李信岩向王云报告：“站长，有枪！”
王云立即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准可疑人，喝道：“别动！”随着，一个飞快的动作，将可疑人衣兜里的枪夺了下来。之后，三个人将可疑人按倒、拧住，用绳子捆绑。可疑人拼命地挣扎，杀猪般地嚎叫。
听到叫声，屋外的另一个工人师傅也走进小屋。而这时，悄悄躲在检查站对面厕所里的王宗玮，将子弹上了膛，几大步跨到检查站门口，闯开门，向屋里捆绑王宗王方的四个人连续开枪射击。王云、李信岩和那位工人师傅不幸牺牲！熊继国负伤昏迷过去。
“二王”杀人后，他们拿走王云的枪，逃离检查站，掉头往市区跑。
不久，一辆东风牌汽车的司机先发现了凶杀现场，立即向距离岱山检查站一公里的岱山派出所报告。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胡指导员闻讯后，马上带领三名民兵前去堵截。他们和“二王”迎面奔跑在一条公路上，两下相遇时，距离不到20米。“二王”一见有干警堵上来了，马上拐向右侧的小路。胡指导员等人熟悉地理情况，他们知道“二王”所走只是一条通向武汉轴承厂和长航科研所的窄路，就快速到这条路上堵截。“砰砰”，一场枪战开始了，双方相持不下，“二王”再次逃脱了。
就在胡指导员打电话向市公安局报告战况时，青年民警赵斌拿起胡指导员的手枪继续追踪“二王”。他追到长航科研所，找到民兵马炳强，两个人在科研所大院里搜寻“二王”。他们在围墙下的通水洞里拣到“二王”丢弃的弹夹。原来枪战后“二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窜。轴承厂青年工人詹小建骑个自行车带着孩子上街买菜，王宗玮跑上前去，说声“把车给我”，便疯狂地向詹小建开枪，小詹惨死在血泊中。“二王”骑一辆车跑进长航科研所大院，院墙一丈高，团团围住大院，“二王”便趴在地上，用手将墙下的通水洞掏开，从低矮的洞子里钻挤了出去。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于10点50分接到作战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干警全部出动，围歼“二王”，可惜，由于包围圈设计得不严密，“二王”混在人群里溜走了。
“二王”在逃出包围圈后，再一次失去了踪迹。
4月下旬，公安部再次部署追捕“二王”，强调把追捕“二王”与加强基础工作结合起来，与侦破现行案件结合起来；做好干警和群众的教育工作；落实责任制……
但“二王”仍一直踪迹杳然。
8月中旬，江苏省公安机关终于发现“二王”活动在江苏省内靠近连云港的淮阴市。8月29日下午4点钟，淮阴市百货商店的两名女财会人员的提包被抢，内装当日营业款2 1万多元。
案发后，淮阴市公安局立即组织追捕，但是劫犯已不知去向。搜索中搜到二犯甩掉的一辆自行车。经检查验证，认定在淮阴市强抢巨款的罪犯就是“二王”！
“二王”暴露了！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上海等省市，严密注视“二王”动向，动员力量围歼“二王”。
狡猾的王家兄弟，在淮阴作案后，为避开撒来的法网，迅速远远地离开淮阴。他们带着蚊帐、筒袜等露宿山林野坳的用具，连夜骑车，仅40天的时间，就从江苏省横穿安徽省，跑到江西省，妄图从广东、福建两省南逃出海。
9月13日的早晨8点钟，江西广昌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刘建平走出机关大门，去联系制作欢迎复员军人回乡的红布横标。突然他看见对面的向阳土产商店门口的马路边，有一个头顶旧草帽、戴副大墨镜的人。这人的两条长腿跨在自行车上，左脚尖点地，右脚踏着脚蹬，摆出随时准备蹬车疾走的架势。他身材很高，故意蜷曲着身子，像个大虾米似的伏在车把上，并且有意把草帽压着眉毛，掩饰自己的真面貌。
这个不寻常的大个子马上引起了曾担任过城关镇团支部书记的刘建平的注意。他故意走过去。离近时，他见那人的白衬衣脏得发黄，瘦长的脸上黑乎乎的，好像涂了一层油彩。再看自行车，上边沾满泥浆，货架上驮着一个大塑料包。显然这人是一路奔波，显出一种正常生活的人所没有的狼狈相。当小刘避开那人，待作进一步打量的时候，从商店里走出一个与骑车人同样打扮的人，不同的是个子矮些，衬衣是蓝色的。他俩分明是同伙，但又故作陌生人。小个子走到离大个子约20米的地方，推起一辆自行车，骑上去，越过路边的大个子，独自向南奔去，随后大个子将车蹬动，距小个子约30米，两辆车成斜线，等速前行。
当那小个子停在不远的邮电局门口的小摊时，大个子则停在对面路边，仍然是那样跨着车像是放哨。刘建平凑到小摊前，故作买刷子，而耳朵却竭力搜听从小个子嘴巴里发出的一切细小声音。小个子压低声音说：“这个烟……”
刘建平一听，是北方人，他暗下判断，这两个家伙，绝不是好人。他立即离开，向城关公安派出所奔去。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两个可疑人离开小摊，又在星火食品店停下。
派出所所长邹志雄听完刘建平的描述，立即道：“走，看看去。”
刘建平领着邹志雄走出派出所，往街上一看，两个可疑的人已经不见了。他跷起脚向南眺望，在通向广东和福建的公路上，那个穿白上衣的大个子的身影，闪动了几下之后消失了。
看到两个可疑的人走远了，邹志雄和刘建平急忙返回派出所，邹志雄拿出手枪，把子弹推上膛，小刘则拿起一副手铐和一把匕首，直奔县公安局。到县公安局正好遇到刑警队干部刘细鹏，刘细鹏一听情况，拍案起身。他们三人来到院子，看到县水电局年近花甲的陈步山开的一部面包车停在那里。邹志雄把情况向陈步山一说，陈步山毫不迟疑地说：“快上车！”
汽车上了公路，几分钟的工夫，就在宴公岭追上了两个可疑人。
陈步山问：“停不停？”
邹志雄说：“超过去，到前边隐蔽起来。”
车“轰”地一声加大了油门，迅速从两个骑车人身边闪过。邹志雄和刘细鹏紧握手枪，刘建平也备好两根铁棍子，随时准备与司机一起投入搏斗。
汽车驶出一段路，来到小港养路段，附近有村庄，邹志雄指挥将车拐进右边的小路上，把车隐蔽在树阴里，邹志雄和刘细鹏卧藏在公路边的一棵大树后面，等着两个可疑的人。
“来了！”
两个骑车人进入视野，邹志雄压低声音提醒着人们。
当相距20米的时候，邹志雄首先从大树后闪出，站在公路上，迎着来者举起左手示意，命令道：“停下，检查！”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小个子人仰车翻，后边的王宗玮急刹住车，不由地脱口而出：“坏了！坏了！”
邹志雄和刘细鹏正待上前检查的时候，趴在地上的王宗王方突然“砰”的一声，开枪向邹志雄射击。邹志雄灵敏地一个箭步蹿向公路那边的大树后，同刘细鹏一左一右向王宗王方开火。由于路两旁茂密的大树阻挡，邹志雄和刘细鹏的火力施展不开，这时，只见小个子跳到路边蒿草丛生的大沟里，有逃掉的危险。邹志雄向隐蔽在车旁的刘建平和陈步山喊道：“打电话！”
刘建平跑到养路段工棚一看，里边没有电话。他向陈师傅说：“只好开车闯过去报信了！”
陈步山说：“我开车，冲过去，注意不要被打破轮胎。”
陈步山和刘建平跳上车，拐上公路飞速前进，回县城报信。
邹志雄和刘细鹏两支枪的火力，堵截大个子横穿公路，使他不能再往东边逃窜。可是恰在这时，从南面开来一辆面包车，车体遮住大个子，急于逃脱的大个子，以汽车作掩护，同汽车一起往前奔跑，跑出射程以外，蹿过公路，与小个子会合，拼命往东逃。他们跑进一片稻田，鞋子也掉了，他们光着脚渡过河水，钻入山林。
小港一战，缴获了两辆自行车，一个包，包里有8700元人民币、蚊帐、长袜、警服、军服、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和化妆油。包里有两支枪，经过验定，其中一支，就是在岱山检查站被“二王”抢走的王云的枪。
“二王”在广昌出现了！公安部向江西省公安厅提出作战要求：“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
广昌县公安局得到小港战报后，县公安局局长胡顺保立即调车，带领武装警察风驰电掣地赶赴现场，分三路追击。12点40分，“二王”被确认为躲藏在旰江林场的深山密林里。
广昌县县委书记赵焕起在紧急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上，果断地提出：“追捕‘二王’是现在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切工作为它让路。”赵焕起把办公地点改在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他们站在广昌县的地图前，圈划“二王”逃跑的路线。根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指示，大批干警迅速向旰江林场集中，在第一批追捕“二王”的公安干警形成第一个包围圈以后，仅过三个多小时，又组成了一个方圆30公里的第二个包围圈。
认定“二王”在广昌出现以后，江西省公安厅杨希林副厅长和王维诚处长率领干警，带着警犬，赶赴广昌指挥围捕。他们在“二王”消失的地方连夜开展工作，并决定召开全县各公社书记紧急电话会议，调集民兵，组织第三道包围圈。14日凌晨1点，一个周边171公里的包围圈也形成了。
9月13日子夜刚过，又有几辆警车奔驰在山区的公路上，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
王昭荣、省军区副司令员沈忠祥、省公安厅厅长兼武警政委孙树森，遵照省委指示，率领一批人马到广昌，加强对围捕战斗的领导。他们拂晓前赶到广昌后，见到了彻夜未眠的县委领导同志，当即召开广昌及其几个邻县的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一个地区更为广阔的第四道大包围圈，限定在上午10点钟以前形成。
但是，经过四天的搜索，干警们踏遍了两道包围圈里的座座高山，翻遍了每个沟沟坎坎的土地，始终不见“二王”的踪影。“二王”是不是已经不在广昌？
“二王”在不在广昌？指挥部经过分析、研究，断定“二王”必在广昌。因为几道包围圈，赶在“二王”可能逃出之前完成了；“二王”经小港交火后，无车、无食、无鞋，再加上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又害怕暴露，断无逃出包围圈之理。
王宗玮握住冲锋枪的手松开了。郑万寿的子弹击中罪犯左胸，王宗玮立即倒在地上。王宗王方提枪赶到，举枪向郑万寿连击五枪。敏捷的郑万寿像只灵活的猴子，一个箭步侧跃到五米外的一道小沟。
随着枪声，搜索部队迅速由四面收缩包围圈。王宗王方一见情况不妙，丢下还在喘气的弟弟，捡起他的手枪迅速逃窜。郑万寿因为过于激动，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的情况下，连拉枪机，致使子弹跳出，没能及时向王宗王方开枪射击，让他利用这个短暂的时机消失在东北侧的草丛中。
6点25分，在战士们将身负重伤的甘象清抬下山的同时，驯犬员谢竹生等人也将奄奄一息的王宗玮拖下山。冯长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指挥部。
总指挥部考虑到部队连续十几小时的搜索，已经十分疲惫，加上天黑，能见度差，被捕行动中可能造成部队自己不必要的误伤，决定暂时停止行动，困住山头，等明天清晨再行搜索。但冯长明、黄湘闽和刘德贵等临时指挥组成员经过认真分析，认为“二王”中枪法准、威胁较大的王宗玮已被击伤、捕获，只剩下王宗王方孤身一人，正是乘胜追击的最好时机。如果拖到明天，罪犯肯定要乘夜寻机逃跑，会造成围捕的更大困难。
王宗王方从暗处向吴增兴连开五枪，吴增兴当即身中三弹。透过眼镜片，他看到那个佝偻的黑影在草丛
中蠕动。天空、大地在旋转。他摇晃着身子，忍着腹部剧烈的疼痛，稳住身体，举起压满子弹的手枪，对准草丛中那黑色的、幽灵般的罪犯……
四发子弹呼啸着从吴增兴的枪口射出。紧接着，二中队班长曹学礼等人，还有从侧面赶来的抚州支队的战士，同时集中火力向王宗王方射击。一道道火舌喷出枪口，罪犯王宗王方身中8弹。
困兽犹斗，王宗王方倒在血泊中依旧开枪拒捕。二中队代理排长刘水明冲上前，补了一枪，击中对方左肩，子弹从右臂贯穿而过，从罪犯掌心穿出。
陈闽和王海将身负重伤的吴增兴抬到山下。与此同时，王宗王方也像条死狗一样被人拖下来。此刻，正是9月18日下午6点40分。
“二王”的尸体被停放在山下，那瘦瘪的形象不堪入目，长须长发，皮色灰白，脚板上累累孔洞；干燥的皮肤紧绷着棱角突出的骨头架子。小个子王宗王方的体重大约只剩下七八十斤，一个公文包绑在腿上，内有1 3万元人民币。后经法医检验，两犯胃里却是空空如也。
公安部迅速通过电话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已经击毙“二王”。中央领导同志审慎地叮嘱：“要验明正身！”
被击毙者确是“二王”，证据确凿：
小个子罪犯尸体的指纹，与公安部通报的王宗王方犯罪前科指纹，核对无误；
大个子罪犯尸体的上牙第四、五、六、七颗牙齿，镶瓷牙白合金套，符合王宗玮牙齿特征；
二犯身高、体貌与“二王”照片和档案材料记载一致；
二犯所携笔记本上的字迹，经鉴定是王宗王方、王宗玮所书写……
至此历时数月的千里大追捕，终于划上了句号。
我想知道1983年轰动全国的 《二王 案》的真实背景
通缉“二王”的文告，布满了1983年中国的城乡。让老百姓提心吊胆了半年之久的“二王”，名叫王宗坊、王宗玮。
1983年2月12日大年三十，“二王”持枪到沈阳一医院小卖部盗窃3000元人民币，正要离开现场，被早已惊觉的工作人员周化民、吴永春拦住去路。
“砰砰”几声震耳的枪声，4死三伤，这是“二王”杀人系列的第一桩血案。
辽宁省将“二王”的有关材料上报公安部，当天，公安部就发出13号通缉令，向全国缉拿杀人潜逃犯“二王”。
2月25日，在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在湖南境内，乘警查验王宗玮的持枪证时，王宗坊向乘警开了一枪，“二王”趁乱逃到衡阳境内的西里坪。
27日，“二王”被衡阳市民蒋光煦等堵在一条死胡同内，王宗玮向蒋光煦射一枪，逃脱。在抢另一位市民李瑞玲自行车时，打伤其女儿，打死扑向二犯的丈夫张业良，李瑞玲死死抓住二犯的提包不放，二犯开枪打伤李瑞玲，但未能从李瑞玲手中拿走挎包，包里有5颗手榴弹、36发子弹。接下来，工人刘重阳骑车追击罪犯达3华里远，终被击伤。当公安部门在衡阳完全布控后，二犯已扒车逃出衡阳。
二犯杀人用的枪，是早在1976年时，从沈阳市北监狱盗得，王宗玮又在某部队偷得子弹百发。二人协同作案，此前已有多起。
二犯由北向南的逃窜一时引起了全国性震动，气焰如此嚣张的案子，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们惊恐，不知什么时候“二王”也许就会窜到自己身边。
3月3日，“二王”出现在武汉，在交通检查站，杀二人，伤一人，劫一枪。并在与民警民兵枪战后逃脱，随后在轴承厂打死市民詹小健，抢走他的自行车，从刑警大队的包围圈中，混入观望人群溜走。
公安部发动群众配合，在河南、上海、江苏、江西、山东、安徽严密布控，但新问题是，有罪犯冒充“二王”作案。
8月29日，二犯在淮阳抢得2.1万元现金逃跑。之后，狡猾的“二王”为躲避撒开的法网，带着蚊帐等露宿山村野坳的用具，骑车逃离淮阳。十四天的时间，他们从江苏横跨安徽，又跑到江西省，妄图从这里再通过广东、福建二省南逃过海。
9月13日，二犯在江西广昌被发现，被追进了旰阳林场的深山密林，干警们对“二王”进行了包围。
9月18日二犯被围在尖峰公社南坑山，开枪拒捕，被击毙。二犯蓬头垢面，皮色灰白，脚板上累累孔洞，一个公文包绑在腿上，内有人民币1.3万元，腹内空空无物。
据参加过击毙“二王”行动的赣州地区公安局痕迹检验的负责人和助理工程师孟庆远回忆：在一个灌木丛生、草高林密的小山窝里，终于发现了“二王”的踪迹，所有的搜索人员全赶了过来，将小山窝围个水泄不通。很快，山窝里响起了枪声，孟庆远与战友谢竹生带着一条警犬冲进山窝，刚走了20米，在一个大约5平方米的平地上，他发现一个穿白衬衣的大个子俯卧在地上，似乎还在往前爬，右手拿着一把枪，后背有一片血渍。他的身旁有两个武警战士也倒在血泊中，警犬冲过去咬掉了那人的手枪，孟庆远和战友随后将那人死死按住，警犬又是一阵狂咬，那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孟庆远将那人拖出了山窝。
突然，山窝里又响起了一阵枪声，孟庆远放下“白衬衣”，又带着警犬冲入山窝，下午6时在半山腰发现了被击毙的另一个人的尸体(事实证明前后两具尸体为王宗坊、王宗玮兄弟)。
追捕“二王”无疑是全国“严打”最惊心动魄之作。
1983年9月2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这一系列决定的核心是，对治安犯罪的打击要“从重，从严，从快”。
这就是我们记忆中的“严打”。
